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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的广西史地研究
发布时间:2019-06-04 11:03:00 

20世纪初法国汉学家的广西史地研究

  “汉学”(Sinology)主要指外国人对于中国古代历史、政治、经济、宗教等领域的学术研究,有时专称“西方汉学”“海外汉学”。自16世纪耶稣会士入华以来,便奠定了西方汉学尤其是欧洲汉学的根基。许多欧洲学者将学术研究的目光投向遥远的东方,尤其是对古代中国的社会政治、历史地理、宗教思想、民俗文化等具体领域展开了细致而深入的研究,由此产生了一大批以研究中国问题为主要学术兴趣的“汉学家”。

  18世纪以降,法国远较其他欧洲国家拥有更多的学者投入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并长期占据领先地位。19世纪,以巴黎为中心,形成了法国汉学的主流学派——巴黎学派,其文献考据严谨、论证逻辑缜密的研究风格十分突出。至20世纪初,法国汉学发展至鼎盛,可谓傲视全欧、独领风骚。这一时期,法国汉学家关于广西历史地理的研究,以裴安奎、马伯乐、鄂卢梭等人为代表。本文主要选取裴安奎《兴安渠考》、马伯乐《秦汉象郡考》、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等有关广西历史地理的研究进行具体分析和论述。

  一、裴安奎的《兴安渠考》 

  1911年,法国汉学家裴安奎(P.A.Lapicque)在《法国远东学院学报》上发表《兴安渠考》一文。这篇文章主要对今广西兴安县境内的秦代运河“兴安渠”(即灵渠)展开了专门的历史考证和研究。裴安奎通过仔细检索《史记》《汉书》《后汉书》等文献中的相关记载,具体考察了“兴安渠”这一庞大的秦代运河工程的修建过程、实际用途和历史影响[1]。

  裴安奎指出,公元前219年秦始皇在灭六国之后又发兵略取百越之地,命将军屠睢率兵五十万,分五路南征百越,每军攻取五岭隘道中的一个。进攻湘桂走廊山岭隘道的秦军,受阻于土著居民之顽强抵抗,数年之内兵不能进,军需物资转运困难。由于获知“从长沙到广西中部地区(龙州、浔州等地)的水系路程,季候好时可以用小舟通过”,秦始皇便下令修建一条人工运河——“兴安渠”,连通扬子江(即长江)流域同西江流域的水道,从根本上解决秦军兵器、粮草的输送问题。当时,由史禄率领士兵、民夫在广西兴安境内湘江与漓江河道之间修建人工运河,运河之流向乃由东向西,将今兴安县东面的海洋河(湘江源头,南—北流向)和兴安县西面的大溶江(漓江源头,北—南流向)沟通相连。据裴安奎推定,大约在公元前214年,这条工程量巨大的运河正式凿通,军需物资顺利输送到岭南前线,秦军得以迅速统一岭南[2]。

  裴安奎首次考证出秦代“兴安渠”的完成时间约在公元前214年,并且指出“兴安渠”在最初修建时主要具有军事交通要道和运输粮饷的实际功能,而在秦统一岭南之后,“兴安渠”仍然长期发挥其运输粮饷的功能,对于维持秦朝在接下来的数年间对这一地区的高压统治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裴安奎还结合《史记》《汉书》关于秦代设立桂林郡、象郡、南海郡对岭南地区实施行政管理的相关记载,认为“兴安渠”在这种严厉管控过程中持续发挥了“人力物力的供给”和“军事力量的补充”的重要功能[3]。直至公元前2世纪的西汉时期,“兴安渠”仍然为中央王朝在这一地区的统治发挥着物资运输尤其是应对战争动荡中战略物资需求的功能。东汉建武十八年(42),光武帝刘秀派马援南征交趾,疏浚“兴安渠”以运输物资。此后历代对这条秦代开凿的人工运河多有修缮,使其长期发挥水道运输的功能。由此看来,“兴安渠”的开凿、维持皆与军事功能密切相关,而实际上这种“供给物资以维持军事存在”的历史作用在岭南地区纳入中央帝国版图之后逐渐淡化,直至这一地区社会政治趋于稳定而最终失去其军事工程的性质。1923年,法国汉学家鄂卢梭(LeonardAurousseau)在《秦代初平南越考》一文中亦指出,“公元前219年秦攻取岭南,开通‘兴安运河’(即兴安渠、灵渠)这一水运工程,才使得军需供给得以可行”,同时引用了裴安奎关于兴安渠之军事运输功能具有“一定的持续性”的观点[4]。

  二、马伯乐、鄂卢梭与“象郡问题” 

  马伯乐(HenriMaspero18831945,旧译马司帛洛、马斯佩罗)是法国著名的历史学家、语言学家和汉学家。他研究领域广泛,对于中国古代历史、语言、宗教、天文、哲学无不精通,其著作不仅涉及中国古代的思想、宗教、地理、历史,而且还涉及中国周边国家的历史、风俗和语言。马伯乐在其写成于1916年的《秦汉象郡考》一文中敏锐地提出了“象郡问题”。

  马伯乐在阅读中国古代史料时发现:“中国古代典籍资料中关于秦代岭南地区的一个行政区划——象郡的地理区位有着互相矛盾的记载,从而无法确定秦汉时代象郡的沿革。”[5]在此之前,巴黎高等研究院教授沙畹(Ed.Chavannes)已经注意到秦代象郡与汉代日南郡的位置存在差异,但没有提出这一问题来展开讨论,只是推测汉代设置的日南郡地域应当包括今天的越南北部[6]。马伯乐则明确地指出:“公元前214年秦始皇平定百越,置桂林、南海、象郡,以谪徙民与越杂处。今日中国、安南、欧洲学者之考订咸以秦之象郡在今中国境外,而以之当今之北圻及安南北部。兹所讨论者,即斯说也。”他综合考察了中国古籍关于象郡地理位置的两种说法:“第一种观点以象郡当汉之日南郡地域范围,其地大致为今越南之广平、广治二省。这种观点主要依据公元1世纪末《前汉书》卷二十八《地理志》云‘日南郡,故秦象郡’;《史记集解》卷六《秦始皇本纪》三十三年下引公元2世纪韦昭之说曰‘象郡,今日南’;《水经注》卷三十六《温水下》引公元4世纪王隐《晋书地道记》曰‘日南郡去庐容浦口二百里,故秦象郡象林县治也’。又引后汉应劭《地理风俗记》曰‘日南,故秦象郡’。另外一种观点认为秦代之象郡在今广西南部,此说两见秦、汉时人纂之《山海经》卷十三《沅水条》曰‘沅水出象郡镡城(今湖南黔阳)西入,东注江’;《郁水条》曰‘郁水出象郡而西南注南海,入须陵东南’。”[7]马伯乐指出,《山海经》以秦象郡之地域当为今广西西部与贵州南部,又考证象郡之治所当在今广西地区之内。他依据《前汉书》卷一下《高帝纪》五年下引《茂陵书》曰:“象郡治临尘,去长安万七千五百里。”考证得出,象郡之治所“临尘”当在今广西南宁西部一带。因此,马伯乐认为秦象郡西界夜郎国,东界桂林郡,范围大致跨有今广西、贵州两省,并且秦、汉都有象郡,而象郡与日南郡无关[8]。

  在马伯乐提出“象郡问题”之后,以地理学研究见长的法国学者鄂卢梭(LeonardAurousseau)撰写了《秦代初平南越考》一文(《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23年第23卷),根据自己的研究考证反驳马伯乐关于象郡地域的观点,主张秦代象郡应当包括今越南北部及中部地区,而西汉以后象郡不复存在,秦之象郡即为西汉之日南郡[9]。鄂卢梭强调,秦始皇攻取南越之战事旷日持久,至公元前214年始平其地,置南海、桂林、象郡。关于此三郡的治所及行政范围,他依据《前汉书·地理志》《水经注》等书的记载,指出:“南海郡治当在今广东省番禺,桂林郡治当在今广西象县东南,秦之象郡在公元前三世纪时应当包括今越南之广南省,其南境或抵今之伐勒拉角(CapVarella)。”[10]在鄂卢梭撰文反驳之后,马伯乐再次对“象郡问题”进行了研究考察,他指出,《前汉书·地理志》的本注实际上有误,而应当依据《前汉书》卷七《昭帝纪》“元凤五年”条下云“秋罢象郡,分属郁林、牂牁”之记载来论证。他得出的结论是:汉代象郡在牂牁、郁林二郡之间,郁林郡约当今广西之东南部,而后者为贵州西部,汉昭帝罢象郡后,将其地分属此二郡,表明象郡之主体地域范围当在广西、贵州,证明《山海经》《茂陵书》之说较为可信,而《前汉书·地理志》的注解不可信[11]。

  马伯乐与鄂卢梭关于“象郡问题”的争论,反映了法国汉学家对于中国古代行政区划与地理方位存疑之处的细致追寻,虽然两人的结论尚不能作为完全解答这一问题的定论,但他们梳理文献的标准、分析问题的方式、论证的依据都给后来关注政区地理问题的学者提供了借鉴与启发。

  三、马伯乐论“粤西”与“安南” 

  除了关注“象郡问题”,马伯乐的汉学研究涉及广西历史地理者还有他对“粤西”与“安南”关系的探讨,而关于这一问题的探讨,实际上反映了他在汉学研究过程中“联系周边”的视野取向。马伯乐的汉学研究具有明显的“联系周边”的视野取向,即认为中国古代历史地理文化与周边国家之间存在着密不可分的内在关系。因此,马伯乐主张扩大汉学研究的背景,追溯历史上曾经出现的地理概念与范围,而不仅仅以现今时代的行政格局为界限。正是在这种学术视野和思维方式之下,马伯乐在《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宋初越南半岛诸国考》等论著中着力强调中国西南地区尤其是广西地区与越南北部乃至中部地区在历史上曾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理单元,并且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里越南北部与中部地区都是中原王朝的直属领土,纳入中国古代郡县制的范围内,直到十世纪中期,越南才获得实质上的独立。然而,即使是在独立之后,称为“安南”的越南实际上仍然与粤西地区山水相连、休戚相关,始终具有一定的“地缘交叠、文化附着”的关联性。

  马伯乐在充分考察“粤西”与“安南”的历史关系中,发现“粤西”地区在位置上承担了中原文化传入“安南”地区的走廊(通道)角色。他在对比中、越古代文献之后,指出越南方面的文献大多是以中国文献为基础的,无论是史志文献的编纂体例、书写风格,还是相关历史内容的记载,多沿袭中国古代史籍传统。依据1941年马伯乐在法国远东学院所授《远东史》课程讲义第六、七章对古代越南史籍的讨论,这种“致力于模仿中华政治文明、生活风俗与史籍书写规式的可能性,就在于以粤西为地缘毗邻之关联……粤西乃至整个岭南地区都与安南在文化地理单元的意义上具有某种一体化的内在特征”[12]。也就是说,马伯乐认为今广西地区与越南相毗邻的地缘联系成为了中越之间在政治制度、社会文化、风俗习惯上相类似的最重要基础。马伯乐还进一步考证出,越南在形成自身文化传统尤其是历史书写传统时所依靠的中华史籍书册,大多是唐宋以后由广西地区传送过去的[13]。

  越南的历史地理文献在书写体例、内容来源上与中国文献具有很大程度的沿袭性和关联性。马伯乐在《秦汉象郡考》中曾指出:“本文所征引的史籍资料,皆为中国载籍,盖当中国统治时代,安南(越南)史家对于史料实际上无所增益也。”[14]由此,在“象郡问题”等涉及中、越历史地理问题的研究中,马伯乐用来作为考证基础之文献皆为中国史籍。不仅如此,马伯乐在研究越南古代历史地理的过程中,依据和参考的主要史籍也包括《唐书·地理志》《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太平寰宇记》《文献通考》等中国古籍。例如,他在研究涉及越南部分行政区划问题的《唐代安南都护府疆域考》一文中,就主要依据《新唐书·地理志》《元和郡县志》等史籍,基本上考证清楚了越南红河平原的几个行政区划——交州、峰州、长州以及各自辖县的大致范围[15]。马伯乐强调,正是由于“粤西”与“安南”地区在古代曾是一个紧密联系的地理单元,中原王朝直接或间接地对安南地区实施行政权力和社会文化的影响力,因而冠服文字、政治制度、史籍历法等传统亦为其所具有。据马伯乐考证,越南最早的史志文献《南北藩界图》出现于李朝英宗时期(11381175),其中记载国内之山川、居民、风俗、物产、名胜古迹等信息,与中国史地文献体例极为相似。十五世纪越南编纂的《舆地志》承袭了这种书写传统。到了1865年,越南阮朝敕令国史馆直接仿照《大明一统志》《大清一统志》体例,编写《大南一统志》,记载全国各省(或府、县城)辖分、城池、民税、祠庙、风俗、物产、气候、山川、名胜、屯垒等信息[16]。由此可见,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内,越南官方编写的史地文献大多是以中国史籍为基础的,即使是在成为一个独立的国家之后,越南的历史地理文献仍然反映出根深蒂固的中华文化传统。

  参考文献:

  [1][法]裴安奎.兴安渠考[J.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11:425428. 

  [2][3][法]裴安奎.兴安渠考[J.法国远东学院学报,1911:427. 

  [4][法]鄂卢梭.秦代初平南越考[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7-18. 

  [5][法]马伯乐.秦汉象郡考[A.参见伭晓笛,盛丰等译.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7. 

  [6][法]沙畹.史记译本第二册[M.136. 

  [7][8][11][法]马伯乐.秦汉象郡考[A.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327328329. 

  [9][10][法]鄂卢梭著,冯承钧译.秦代初平南越考[A.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4:17-1820. 

  [12][13][16][法]马伯乐.远东史[M].法国远东学院,1941.MsXXXVII.14][法]马伯乐.秦汉象郡考[A]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327.15]伭晓笛,盛丰等译.马伯乐汉学论著选译[M.北京:中华书局,2014:372. 

  (作者:王晓亚,广西灌阳县文化局;王群韬,北京大学哲学系)

  摘自《广西地方志》期刊2017年第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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